書評-中原健二《宋詞と言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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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ID 0254 - 4466 ( 2012 ) 30 : 3  pp. 367 - 374 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民國 101 年 9 月) 書 評 余 佳 韻 * 中原健二《宋詞 と 言葉》 東京:汲古書院, 2009 年, 402 頁, ISBN 978-4-7629-2867-3 過去日本詞學研究多集中於北宋以前,研究對象不出柳永、東坡或溫、韋代表的花間豔詞等家數;主題亦圍繞在單一作者風格之辨析或其作品於詞學史上的意義。直至近年宋詞研究會成立後,集眾家學者之力進行詞學書籍的翻譯及定期會議交流,詞學此一領域的研究在日本才逐漸發展成現今規模。本書為京都佛教大學文學院中原健二教授近三十年研究成果之集結,除了展示作者自身研究歷程的轉變以外,亦得以略窺日本詞學界近年的研究動態。京都學派於漢學界自成一套治學傳統為人所周知。希冀透過本書的介紹,有助於國內詞學界反省向來較少留意的議題和研究方法,以求獲取新的刺激與反思。以下即依照書中次序先為簡介而後作評。本書所收錄論文依其性質分為三大部分,每部分皆有導言以闡述作者寫作動機及相關問題,有助於讀者凝   2012 年 4 月 1 日收稿, 2012 年 8 月 3 日修訂完成, 2012 年 8 月 15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Yu Jia-yun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367  368  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 聚問題意識。茲簡介如下:第一部分標題為「宋詞及其表現」,共收錄了七篇文章,分別為〈宋詞略說〉、〈宋詞的一個側面 — 以陳宓詞為例〉、〈溫庭筠詞的修辭〉、〈柳永豔詞及其表現〉、〈蘇東坡與悼亡詞〉、〈蘇東坡羽扇綸巾及其變貌〉以及〈羽扇綸巾之誕生〉。〈宋詞略說〉一文原為作者與其他學者合著之中國文學史的一部分,主要概述宋詞發展流變簡史及詞體特色。〈宋詞的一個側面〉一文,以朱熹門人陳宓為中心,遍及當時與陳宓交往的文人群體。以陳宓未見於唐圭璋《全宋詞》與孔凡禮《全宋詞補遺》二書的作品作為考察對象,藉此觀察宋人詞體觀的另一個面向,揭示受南宋理學家影響的文人群體如何看待詞體及創作態度。〈溫庭筠詞的修辭〉一文運用修辭學的提喻法,先提示溫詞中女性描寫的基本態樣,而後檢視文本的構成要素在具體文本中所體現的作用。 1   〈柳永豔詞及其表現〉著眼於其豔詞特徵,對照唐五代豔詞及張先、歐陽修等人的作品,以彰顯柳永豔詞對女性心理的具體描繪及表情直截的口吻。就此一表情模式的生成,作者認為是詞人汲取自民間生活經驗,故除直陳其情的表情外,尚充滿生氣盎然的生命力。因而,柳永詞中女性即便感嘆男子薄倖,其表情口吻亦不予人陰暗負面的情緒印象。是以《樂章集》的流傳意義,不僅在「不減唐人高處」羈旅行役之篇什,其豔詞的寫作手法與表情方式亦有其研究價值所在,應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視(頁 104 - 105 )。〈蘇東坡與悼亡詞〉   一篇以東坡〈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一詞為考察基礎,首先梳理北宋文人承繼「悼亡」此一詩歌傳統的線索,突出東坡獨以詞體寫悼亡之題的特殊性(頁 111 - 116 )。原本僅在詩歌傳統中始得發抒之情,透過文體的置換而產生不同的表情樣態,對照出宋人就文類之別所呈現的辨體意識。藉此提升詞體本身內在的情感質地與意境、彰顯文體內部得以負載的情感範圍之餘,與東坡「以詩為詞」之說法亦有暗合,或得為其例證之一。最後〈蘇東坡羽扇綸巾及其變貌〉以及〈羽扇綸巾之誕生〉兩篇主要圍繞「羽扇綸巾」一詞的淵源流變為論,分別考察「羽扇綸巾」一詞由原本指稱周瑜爽颯風姿,至元明後逐漸為諸葛亮所取代的演變歷程和原因,以及宋代  1  此篇文章已譯作〈溫庭筠詞的修辭 — 以提喻為中心〉,收錄於王水照、保苅佳昭編選,《日本學者中國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頁 124-139 。  余佳韻∕評中原健二《宋詞と言葉》  369 以前「羽扇綸巾」此一用語遞變之始末。二文考察詞語流變紮實詳盡,推論亦緻密有據,可視為典型京都學風之範例。第二部分為「宋人與詩話 — 承繼與變貌」,以詞中沿用唐詩「套語」而來的語彙作為分析對象,指出宋人即使並未嚴格區辨詩詞兩種文類之中同時出現的詩語,但亦不表示宋人仍舊墨守著前代詩語的用言模式。作者所關注者,為詩語因世變時移所轉出之新意,與文人的二次解讀而形成之位移意義。本部分論文研究重心所在,即為宋人如何解釋適用並延展詩語內部意涵,以及對後世產生之影響。此部分收錄〈詩語「斷腸」考〉、〈詩語「春歸」考〉、〈李義山的「樂遊原」與宋人〉及〈韓愈的「約心」與宋人〉等四篇。前兩篇為詞語流變的考論以及季節和詞語間的繫連,釐清兩者作為「套語」的意義及價值。〈詩語「斷腸」考〉一文以唐詩中的「斷腸」為中心,考察宋代以前的使用情況。文中指出「斷腸」一語原本多與士人悲秋和羈旅行役、別離傷會的哀感相涉,但由中唐開始,特別是晚唐以後,逐漸轉化為感於春日節氣所致生的憂愁與悲哀,而與惜春、傷春的情緒結合。此一觀察亦與學者松浦友久以惜春詩在中唐以後製作漸多,至晚唐繁盛的結論相合。 2   其次,宋人在「斷腸」這樣固定的形態上加以各種修辭的變化所產生的效果,實有以新的角度歌詠悲哀與憂愁的傾向。〈詩語「春歸」考〉,從「春歸」作為宋詞常見的語彙,實包含「春去」與「春來」兩重意義為基礎,作者依據時代先後探討「春歸」用法的變遷,並就「春 + 動詞」的用法為資料統計整理,遍及類似的語彙如「春暮」、「春盡」之比較,以釐清「春歸」或「春去」內涵,同時梳理唐宋人對四時節氣的體感及宋人的自然觀。最重要的是:即便宋詞中「春歸」、「春去」的擬人化表現亦能在宋詩中發現,然詩詞體類有別,擇體寫物並非單純修辭技巧的問題,尚取決於作為詞人感受的純粹度。是故,相較於強調「為何而歌」的詩體,著重「如何被吟詠」的藝術表現的詞體,顯然是值得注意的文學體類。  2  參見(日)松浦友久著,孫昌武、鄭天剛譯,《中國詩歌原理》(臺北:洪葉文化公司, 1993 ),第一篇〈詩與時間〉,頁 3-41 。  370  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 後兩篇著重宋人如何理解並解釋前代文人作品。〈李義山的「樂遊原」與宋人〉文中,開頭先引楊萬里及俞琰就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一句之評,推論「樂遊原」一語帶有唐代衰微的預感或人生遲暮之嘆說法皆由宋代開始。而後就「只是」二字應作為副詞或轉折連接詞理解為論。〈韓愈的「約心」與宋人〉,以韓愈〈復志賦〉為基礎,從宋末元初之文人趙文對韓愈「約心」一詞的判讀出發,由語言表現的問題進一步尋索韓愈、孟郊、白居易等中唐代表文人的「約心」之意義,並以此作為中唐士大夫與宋代文人精神相續處。第三部分「詞與北曲」著眼於北曲與詞樂之關係,作者以為元代散曲與宋詞皆具合樂而歌的同質性,體制亦為相近;但現今通說多認為曲為繼詞後而生的文體,將兩種文體間的消長定位為取代關係,忽略了在文體過渡期所必然的重疊現象,特別是音樂方面的承變。因此,作者以詞樂並存於詞與散曲兩者而形成傳承關係為基本假設開展論述。此部分收錄兩篇文章,分別考察元代江南地區的詞樂傳承與北曲和詞之間的關係。首篇〈元代江南地區詞樂的傳承〉,以丁放〈論詞樂亡於元初及其原因〉一文之論點為基礎,論述詞樂與散曲之音樂並非截然二分的取代關係,而為同時並存。討論範圍以元代的虞集為中心,遍及同代的作家作品及詞集序跋,論證詞樂即便至十五世紀後仍有部分殘存於世。是故通說「南宋滅亡未幾詞樂遂絕」的說法顯有疑慮而有重新檢討之必要。同時亦透過詞集序跋的比對,確認了詞樂對散曲音樂的影響。次篇基於前文基礎,作者進一步以〈元代江南的北曲與詞〉為題,探論元代當時江南的文人看待詞曲兩種文類的態度。由音樂性、平仄至詞與北曲內容境界的比較,最後比對顧德輝《製曲十六觀》所載十六條作為製曲指引的條目與張炎《詞源》之內容。由兩者內文的相似性推斷,元代文人群不但並未就詞曲之別劃定截然二分的界線,甚至延續了南宋文人「以雅為尚」的審美品味,並以此作為散曲優劣的評定標準,而隱然呈現與代表「俗」之審美品味的雜劇對立之態。整體而言,由於本書為論文集之性質,縱然依論文處理的問題形式分作三部分,但寫作時間橫越三十年,關切的問題亦有轉變,就體例而言略顯駁雜。此外,書中亦有為維持書名與內文的一致性而修改論文標題之處。如  余佳韻∕評中原健二《宋詞と言葉》  371 第二部分的〈李義山的「樂遊原」與宋人〉及〈韓愈的「約心」與宋人〉兩篇,原名為〈李義山的「樂遊原」與宋人 — 以「只是」為中心〉與〈「約心」一事〉,如對照書後的原始篇名及內文,修改後的篇名與論文內容實有落差,反而原本篇名較能切合主題。除卻此部分形式的疑慮之外,書中所引述的觀點亦有多處值得叩問。首先為論述方法問題。本書所收論文的行文模式仍維持著京都學派實事求是、考據詳實的一貫特點。特別是書中隨處可見作者有意識地勾勒由唐至宋此段期間,詩詞兩者如何轉變與承繼之線索,不難聯想此或受京都學派代表學者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影響所致。因此,無論是辨析詞語或是釐定源流,作者一方面深刻地認知到唐宋之間文學「變」的軌跡,同時亦留意到唐宋之間一脈相承之處。如文中提到的韓愈所代表的中唐士大夫精神與宋人精神間的繫連,以及中唐以後與傷春惜春連結的斷腸的書寫方式如何被宋詞所承繼等,都是作者試圖在歷時性的變化脈絡下,以細部勾勒的方式抽繹出一條得以貫穿唐宋的線索,並透過相互的對照以確認歷史的軸線上每一時代的獨特意義。「推源溯流」法作為傳統文學批評方法之一,著重文人創作在歷史發展之意義,並透過與前人的比較建立並確認各自的獨特性。 3   就此而言,考據詞語源流出處,辨明詞語在前代與當代的差異等歷時性研究,確有助於理解時代變遷對語言意義產生之影響。然而文學之價值意義並非單純歷史意義上的變遷。無論是文人個人的考察或是詞語意義的衍生,都必須在時間與空間兩軸座標的交會之下,其本體的研究價值始能展現。單純就詞語為歷時性的考述實已不能滿足讀者需要,時代氛圍與作家作品間的相互浸染影響的共時性研究亦不得不納入考量。是故,當詞語的歷時性研究已被滿足,接著便應該追問:相同詞語被置於整個宋代文化脈絡的共時性系統時,其意義如何被詮釋與展開?此詮釋的有效性及程度又為何?從書中幾個章節都能看到作者在考察唐宋兩代詞語的轉折之餘,亦注意到了南宋此一時代的特殊性,惟其未就時代風氣與文人間的相互關係為進一步論述,實為美中不足之處。  3  關於傳統文學批評理論的「推源溯流」法的論述,詳可見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6 ),頁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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